不少学者的研究指出，由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在“80后”进入适婚年龄后，中国农村的“光棍问题”会日益严峻。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王孟阁因此办了个相亲直播间。在他心里，一场婚姻成与不成，不仅是现实条件的比对，更是一件事关生命、幸福的世事，包含着不能用金钱、数字来衡量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越丰厚，乡土社会中原本弱势和不幸的人就更可能得到滋养和关照，就像小时候的他自己。
“13万人的直播间，没有一个好女人，你叫我怎么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正在直播的手机镜头前，男人说得激动，忽然站起来，面对着王孟阁说话。他的脸已经超出了屏幕范围，只能看到挥动的双手。
已经做了上百场直播的王孟阁也有些无措。他抬头看着对方，把老花镜摘下，很快又戴起来，转而望着镜头，不自觉地抿着嘴唇。
这是快手主播王孟阁的相亲直播间，相亲的方式是由来到现场的嘉宾坐在直播间的镜头前和他聊天。王孟阁会一一询问嘉宾的年龄、工作收入、房车情况等，以及找对象的要求。旁边还有两台热线电话，是留给镜头外观看直播并对征婚嘉宾感兴趣的人。有志愿者负责接听热线，初步筛选后递给王孟阁，由他现场为双方牵线、交换联系方式。每场直播的现场嘉宾大约有20人，每个人的时长在10分钟到20分钟不等——这取决于电话何时响起。不过，直播间观看人数一般在10万人以上，常常是王孟阁的对话刚结束，镜头外就递过来一个通话中的手机。
但这一次，王孟阁又重复了一遍男嘉宾的条件，现场依然静悄悄。男人35岁，离异，身高1米72，有些胖。炎热的8月，为了参加相亲直播，男人特地在黑色短袖外又套穿了一件灰色西装。直播一开始，他就介绍自己做的是中介生意，月入1万左右，但因为生病，给自己治病花了80万。“我这么跟你说吧，彩礼8万8、12万，我现在拿不出来。虽然说家里有房有车，但是钱我拿不出来，我这个病耽误了。现在就是找一个诚诚实实过日子，能跟我在一起就行了。”
仍然没有人应声。坐在后边等着上场的其他六七位男嘉宾不约而同地抬头，朝这边看来。王孟阁一下子没有接住这句话，现场忽然安静了几秒。弹幕上飘过一句：“把王叔也给整蒙了。”后来，王孟阁让男嘉宾先到等候区休息，并安抚他，会再安排他来一次直播间。
“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为什么大？找个媳妇太难了。”事后，王孟阁这样向记者解释这场直播中的小风波。他今年51岁，生活在山东临沂的村庄里，常年和妻子一起收废品营生，人看上去黝黑壮实，但口才却好。最早在快手上的直播没有特定主题，只是随意“拉呱”（当地方言聊天的意思），便能有1000多人同时在线，看着他在院子里的铁锅前炒菜、唱歌。
开始做相亲直播，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分。某一次直播时，评论里有人问王孟阁，为什么他的两个儿子结婚都那么早。妻子孟姨插话，“都是老王自己当的媒人”。有人接着问：“你这么会说，给我说个儿媳妇行吗？我儿子三十多了还没娶媳妇。”王孟阁痛快地答应了，那是他第一次在直播间里连麦。“还真给说成了一对，不过就是简单给两人匹配了条件。”王孟阁告诉本刊记者。在那之后，慢慢的变多人涌入直播间，让他给介绍对象。
那时候临近七夕节，王孟阁开始琢磨着，办一场线下的相亲会。提前两三天，他做了些准备：买喜糖和爆竹；在自家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三张桌子和塑料椅子，打算熬羊肉汤；提前一天发视频召集大家，“俺两口子商量着举办一场老百姓的婚姻联谊会”。让夫妻俩想不到的是，那天来了2000多人，把整个小院围得水泄不通。那是王孟阁第一次直观地感觉到，“原来有这么多人找不到对象”。
来者都是临沂人，近的就住隔壁村，远的特地从其他县城驱车赶来。王孟阁原本打算自己做饭，但不断有男孩或是父母过来自我介绍，请他帮忙留意着。到后来，他干脆把做饭的工具塞到邻居手里，自己捏着本子和笔，挨个记下来。“一大半以上都是小伙子，丫头少。”其实，许多人年纪不算大，却十分着急结婚，王孟阁记得，一位五十来岁的大姐“说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他一问，家里儿子才26岁。
活动熙熙攘攘办了一天，鞭炮声噼里啪啦响，喜糖与爆竹屑散落一地，王孟阁家里的小黄狗豆豆也在人群里蹦来跳去，一片热闹。王孟阁估算，那天成了70多对情侣——其中有一对情侣半个月后还送来了锦旗，还不少人给他发消息，请求他把相亲活动办下去。那天的直播间观看人数首次突破了一万人。如今，王孟阁在快手平台上的粉丝数量，已经从最初的几千增加到了61万。
他开始固定在快手直播间里给青年们相亲。三个月里，直播间的火热程度居高不下。王孟阁特地买了两台老年手机，专门用作热线电话，接受报名，并在本子上记下嘉宾的个人隐私信息，按报名先后排序。对于报名嘉宾，王孟阁只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必须由父母陪同参加。预约登记后，他会按照条件不同，安排好每天出场的嘉宾：十几个人要来自临沂的三区九县，年龄分布从20岁到40岁不等，还要安排一到两位残疾人。
为了直播，他单独把小院里一间20多平方米的活动板房开辟成直播间。直播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六合同春”的书法作品，摆着一张两米长的办公桌，桌上有20多部手机同时开播。直播开始前，嘉宾需要提前一小时到达小院，扫完场所码——王孟阁的小院如今已经成了公共场所——拿着一张写着序号的小纸条，坐在厢房外的一排长椅上等候。小院里始终支着灶具，烧着大锅饭，不管成不成，来的人都能吃完饭再走。每天晚上7点，王孟阁搭着一条印着爱心的红色毛巾坐到桌前，打开补光灯，“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要做完一场直播，零零散散的工作量并不小。王孟阁和妻子出镜，其他做饭、打扫卫生、接待来客等工作，都由村里的亲戚、邻居帮忙完成。他的两个儿子负责接听报名电话，手机几乎需要时时连接着充电器。最火热的时候，二儿子实在算不来自己接了多少通电话，他只知道苹果手机最多存500条通线条记录就满了，手机自动清空所有记录，新的电话又打进来。
找不到对象的人如此多，远远超出王孟阁的意料。他年轻时，结婚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是不管条件好坏、只要年龄到了绝大部分人都会自然到达终点。王孟阁就不算“条件”好的。他6个月大时，母亲便离世了，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只上过几年学，就开始种地、打零工、收废品。在那个年代，压根没有红娘愿意给他说亲，好在他为人外向，一次干活时偶然认识了如今的妻子，时不时给对方送小玩意儿、带个饭，“有枣无枣打一杆”，最后两人自由恋爱，走进了婚姻。
“现在来的男娃，条件都比我当时好多了。”王孟阁说。但许多事情都变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留在村里的适婚女性慢慢的变少。王孟阁记得，二三十年前，村里的年轻男女不少，“都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说亲也容易。那时，许多人和他一样，早早辍学之后就留在村里务农，或是在附近工厂里打工。即使是少数念了大学的人，也大多在分配工作时选择回到了老家。如今，村庄里的年轻人因为读书、工作，分散去了天南海北。
来找王孟阁登记的大多数是男性。王孟阁对他们的总结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相貌平平、工作平平、性格平平。作为主播，王孟阁的主要任务是帮双方匹配条件。他的原则是“有分寸”：年龄、婚史都可以适当放开些，但男方的整体经济条件一般要比女方好。曾经有大龄小伙来直播间，就想找未婚女孩，王孟阁有些生气，“想找未婚的高材生，这不现实”。有时，男嘉宾是初高中学历，听见热线电话里的女孩是本科毕业，王孟阁也会直接挂掉。
杨雪燕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长期关注人口问题，她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文化的影响，光棍问题早就存在。“普婚制，就是默认所有人都应该结婚，否则人生就是不完整的；结婚时又默认要遵从婚姻梯度模式，就是女孩永远往上找条件更好的人，男孩永远往下找。这就会导致农村男性特别是各方面条件都处于底层的一部分男性难以找到对象。”而后来因为人为干预出生性别导致的人口比例失衡，放大了以上问题。
根据统计数据，1982年起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有所失衡，那年的比例是108.47，稍微超出正常值范围，但1990年升高到111.87，2000年上升到了116.96，属于超常规性别比，而且失衡在农村更为突出。学者的研究里预测，从2010年开始会有10%到15%的男性难以如期找到配偶，这个群体数量会在2035年达到顶峰。而随着中国农村的“光棍问题”日益严峻，成就一桩婚姻需要的物质成本也会慢慢的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曾在多地农村调研青年婚恋情况，他告诉本刊，由于农村地区男青年找对象越来越难，“彩礼”有了竞争成分，成为男方用来加筑自己的婚配条件、形成“比较优势”的方法。“以前我们在南方农村调研发现，性别均衡时，彩礼钱不会很多，叫作‘奶水钱’，是男方给女方家庭的劳动力补偿，因为女性外嫁对原生家庭来说，是抚育成本和劳动力的纯损失。”2021年他在驻马店地区调研时得知，当地明确需要付给女方的彩礼钱一般是12万到15万，高的有18万；10年前，当地男青年为了娶媳妇，可能要在村里建一栋新房子，现在则变成了要在县城买套房子。
虽然并不知晓这一些数据，但王孟阁在自己的直播间里能清楚地体会到农村男青年择偶难的问题。男生的选择权更小，择偶条件也放得更宽，王孟阁经常见到，大多数男嘉宾长得干净精神、有一份正经工作，年龄在30岁左右，“可接受离异、带小孩的女性，年龄比自己大三五岁也可以，对女方的工作也不强求”。这倒符合王孟阁说亲的原则——放宽条件。而女生在直播间里则“抢手”许多。他接待过一位28岁未婚的女孩，面容清秀，职业是幼儿园老师。短短5分钟里，两部热线位有意者的来电。最后，志愿者只能暂时把手机信号关了，由王孟阁递给女生一张写着五六个电话的纸条，让她“下台后自己挑”。
在直播间里，面对镜头，每位嘉宾都要在十几万人面前一一回答，“做什么工作？年收入多少钱？多少钱的车？房子有几套？是全款还是贷款？”
一系列私密问题里，工作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一位出场的女嘉宾28岁，在市区里某个事业单位做设计工作，王孟阁和女嘉宾商量，“年龄给你掐到33岁，身高掐到1米75往上……”但只有工作是不能“掐”的，王孟阁对着镜头念叨了几次，“有编（制）的，希望男生也有体制内的工作”。
在网上，人们常常以“山东人对编制的偏爱”来开玩笑，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确实意味着在城市里站稳脚跟。来直播间相亲的男嘉宾，大多还处在“城乡夹缝”间，有人做仓库、物流、维修等工作，也有人开烧烤店、中介店等个体生意。即便不少人已经在城里买了商品房，但在婚姻市场上，这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城市身份”。“一家人努努力，买一套商品房、落户口，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在城里没有稳定工作，房子也只是摆设。”王孟阁说，他见过不少在镇上干活的亲属和朋友，大部分时间依然住在乡下，只能让父母或配偶在县城里照顾孩子上学，“有点像两地分居。说到底，也不算是城里人。”
26岁的杜屹然正是处于“城乡夹缝”之间的青年。他在临沂下辖的一个县城长大，高中毕业后，他辗转几个地方，最后在青岛一家贸易公司谋到了订单核查的岗位。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地学会了用办公软件，第一次陪上司出差谈生意，第一次跟着同事去看脱口秀小剧场。他的工资是6000多块钱，到了旺季，常常要加班到晚上11点，算上加班费，最多时拿过1.2万元。
不过，他也很清楚，“这么漂下去不是个办法”。在青岛，除去房租和日常花销后，每个月能攒下的钱并不多，更不用提买房、安家。工作三年后，在家里人的催促中，26岁的杜屹然决定退回老家。高中学历是他最大的短板，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与几乎一切体制内工作绝缘。靠着先前的经验，他在县城里一家速食品公司继续做订单管理工作，工作不算忙，每个月能挣4000多块钱。但他的时间并没有变得充裕——他买了网课，下班后就要做自考本科的复习，同时还在县城里的一家婚介所缴费成为会员，每两个月至少相亲一次。
早在今年8月份下旬，杜屹然就参加了王孟阁的直播间——生活在农村的母亲喜欢刷快手，知道了王孟阁的相亲活动后，当即就打电话报了名。“跟我一样大的小学同学都有两个孩子了，家里着急，怕我再说不上媳妇，得打一辈子光棍。”
但相亲会上的经历让他有些尴尬，“像是没有感情的相亲机器”。杜屹然特地买了件领子方正的短袖衬衫，直播当天，还去理发店打理了一番。在家里，他打好草稿，把自己的经历梳理一遍，“想多讲讲我在青岛工作时的收获和日后的规划”。但坐到镜头前时，“我大概只说了四句完整的话：在家排行老三、在县城一家公司工作、月收入5000元、有一套全款买下的县城里的商品房。”接着，就是“可以”“对”“好的”之类的回应。没等他把提前准备的内容用上，镜头外就把电话递了过来。很快，他拿着一张写着手机号的小纸条离开了镜头。
这多少让杜屹然有点落差。他见过“城里人谈恋爱”的样子，“很浪漫”——说这话时，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杜屹然在青岛工作时，公司离一所大学不远，午饭时间，他常常会在周边的小餐馆里遇到一起来吃饭的情侣。“虽然是很便宜的快餐店，他们就坐在一起，聊学校上课的事情，聊今天的新闻，有很多话说。你们上过大学的人应该懂的，很幸福。”
在上王孟阁的直播间之前，杜屹然已经见过五六个相亲对象，都不了了之。他相过一个在镇上玩具厂打工的农村女孩，觉得“两人没有共同话题，聊不来”；见了一位县城里的小学老师，“人家嫌我父母没有退休金，工作也不稳定，以后压力太大”。在父母的帮助下，杜屹然已经在县城里全款买下了一套40万元的商品房，但这似乎没有给他增色太多，“这不是青岛，买一套房子不能证明什么”。
在农村和城市两个相亲市场里，杜屹然都不是最拔尖的，也不是最差的。杨雪燕把这样的一种情况总结为“有选择的苦恼”。“有一些人是没选的。”她曾经在一个西部省份的村庄里做调研，询问村里男性对理想妻子的要求。“我们设置了很多先决条件，比如‘比你大5岁可以吗？10岁呢？离婚带孩子可以吗？’他们总是点头。后来我们就发现，题目没有太大的区分度，在这里，单身男性没选，能成婚才是首先要考虑的。”
山东临沂作为经济更发达的东部地区，有更多女性流入本地，理论上，男性择偶会更容易，但杨雪燕解释，现实中的婚恋问题是发生在熟人社会内部的挤压，“夹缝中”的流动人口在所属的小圈子中并不占优势。“这种确实是最纠结的。见识过‘更多的风景’的人，对婚姻也会有更多的追求。他有自己认为的理想状态婚姻，但以目前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是无法达到的。”杨雪燕说，在农村的评价体系里，如果男性家里有房子、有地，虽然收入不多，但算得上是比较稳定的；而在城市的评价体系里，工作、家庭条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这让他们悬在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中间地带。
杜屹然终究是拨通了王孟阁递过来的纸条上写的电话，但这次相亲依然因为“没眼缘”草草收场——这是他意料中的结果。“人都没见过，只凭硬件条件相当就能好上，那得多难？”在王孟阁的直播间，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常常被奉为金句：“条件要放宽，沂河多宽放多宽。”他给出的解释是，“只要放宽条件，都能找到对象”。而杜屹然觉得这是一种妥协，“我们结婚的最终目的，就为了结婚吗？”
接待过几百名嘉宾后，王孟阁印象最深的，还是来相亲的残疾人。做相亲直播之前，他只是觉得残疾人可怜，但“很少想过他们也需要有伴侣”。因为收废品，王孟阁去过许多村庄，见到过不少“打光棍”的大龄残疾人，“村里的姑娘本来就少，如果不靠网络站点平台把消息传出去，就在周围一个村子里，提个灯笼也找不到人”。
直到开始做直播后，一位父亲替儿子打电话报名，把其他条件都说完了之后，才迟疑地补充了一句，自己的儿子是聋哑人。王孟阁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更近的时间，那天下着雨，一家三口特地搭车两个小时从最南边的县城赶来，摸黑进门时衣服都湿了，父亲还一个劲地拉着王孟阁的手道谢。
残疾人的婚恋，是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下被放大的另一个问题。他们原本就属于婚恋市场上的，“残疾人面临更高的失婚风险，残疾男性的失婚风险不仅明显高于非残疾男性，而且远高于残疾女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刘利鸽在调查报告中提到，农村男性的婚姻状况和恋爱机会均不容乐观，但残疾男性的未婚比例明显高于非残疾男性，在他们调研的非残疾男性中，婚姻状况为未婚的比例为60.93%；而在残疾男性中，这一比例上升到84.09%。
“他们的缺点是残疾，我就把他能挣钱、头脑灵活等其他优点总结出。”为残疾人相亲时，王孟阁会特地突出他们的长处。他接待过一位缺了一只耳朵的男士，“他特别会卖二手机器，一年收入二三十万，这就比不少身体健全的人厉害，就多说说这点”。
而残疾程度较高的人，王孟阁会留出更多的时间交流，等待热线电话的接通。他印象最深的是直播间里一位33岁的聋哑小伙子，穿着白衬衫，长得清秀高大，从聋哑学校毕业。小伙子上台之前，王孟阁就发现，他并没有严重到“听不见、说不出”的程度，反而能清楚地听到王孟阁的问话，发出模糊的音调来回答。“我当时就想，那得让大家都看到呀，他的条件不差的！家里有房子，自己还在一个企业工作，月收入7000多。”坐到镜头前以后，王孟阁例行询问小伙子的年龄、收入情况，一旁陪伴的父亲想代替回答时，王孟阁打断了他，让小伙子自己回答。小伙子阳光爱笑，两只手分别比出数字“3”，嗓子里也发出了“33”的声音。“你说，不用解释，我能听得懂。”王孟阁强调。很快，就有一位母亲替轻度残疾的女儿打来电话，希望能和小伙子建立联系。
但更多时候，现场并不会如此顺利。另一位聋哑程度更严重的35岁男嘉宾，坐在镜头前时，对王孟阁的许多询问都没有反应，常常抬起头茫然地看着王孟阁，只能靠身边的父亲帮忙回答几句。“我实在没办法，只能让他在纸上写字，回答问题。”下播之后，男嘉宾的父亲站在过道里抽烟，笑着和王孟阁聊天，说着说着，忽然就哭了，“我们也希望以后他还能有一个家。”王孟阁也忍不住跟着抹眼泪，“很能理解当父母的心情，如果小孩能组建家庭，自己百年之后，他们在世上有个依靠，不至于孤苦伶仃。”
王孟阁如今正在筹划着办一场残疾人专场相亲会。有人开玩笑，他这是在不断拓宽市场业务，也有人质疑，他的直播是提前安排过的剧本，“想火”。王孟阁也不恼，采访中，他反复提到自己“吃百家饭”长大，在他心里，一场婚姻成与不成，不仅是现实条件的比对，更是一件事关生命、幸福的世事，包含着不能用金钱、数字来衡量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越丰厚，乡土社会中原本弱势和不幸的人就更可能得到滋养和关照，就像小时候的自己。每次直播结束后，父母们拉着他的手道谢时，王孟阁心里总有些复杂的滋味，“要是都能沿着我的剧本走，让他们有个人走到一块儿，那也是好的”。
在中国，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文化的影响，光棍问题早就存在。“普婚制，就是默认所有人都应该结婚，否则人生就是不完整的；结婚时又默认要遵从婚姻梯度模式，就是女孩永远往上找条件更好的人，男孩永远往下找。这就会导致农村男性特别是各方面条件都处于底层的一部分男性难以找到对象。”而后来因为人为干预出生性别导致的人口比例失衡，放大了以上问题。
